滕宇宁：中国批评与全球视野

批评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历程中曾经担当过领路人的角色，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对作品的解释和对艺术家的推荐，帮助观众走近并理解当代艺术;而今，中国当代艺术渐渐活跃于世界舞台，中国的批评却还是疏离于国际话语系统，“躲进小楼成一统”。国内热火朝天的批评，一旦走出国门就哑然失语。对于这一现状，批评界也并非无所察觉，但大多演化为针对“话语霸权”的忿忿之声，矛头直指所谓的“西方”，似乎中国在被故意忽略或曲解，甚至由此催生出更为强烈的“民族情绪”：或不遗余力把中国标签挂上国际舞台，或对于外来视角解释中国问题表示反感与抵触。我觉得面对这样的现象，需要重新反思“批评为谁”。

　　诚然，批评有一部分公共美育的作用，但若仅仅是如此，便把批评看小了。批评不是教育，而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可以带来思想的启发与引导，因而批评与观众的关系，也应放到更大的格局中考虑。中国批评关注的受众，在今天看来，依然囿于内部话语即熟稔共同语词、概念、逻辑、文化的群体，而没有打破文化疆界、学科领域的束缚，最后难免闭门而谈，何以兼济天下?中国艺术批评普遍未能参与到全球讨论里，也不能从思想上解决中国以外的问题。有人将此归咎于“翻译”，认为是语言隔阂导致无法将中国声音昭告天下，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语言只是最后的传达形式，关键是思想本身的力量是否足以成为有意义的话语。

　　在我看来，中国批评在国际舞台的“失语”源自两种心境的纠结：

　　一方面，对于中国问题尚未成为国际“主流”命题的不满与排斥，总是担心“被曲解”，却很少从全球角度引领对问题的思考，同时不自觉地抵触正在发生的“主流”讨论。刚过去的2017年，全球艺术界关心的话题无可避免地与越来越危急的社会现实相关联，比如难民问题、移民问题与其形成的历史脉络和当代处境，抑或科技井喷式发展对于人类的挑战……同样深陷全球化的中国尽管保有自己的发展节奏和重心，却必然无法独立于国际环境之外。而中国批评的热门却还在勾勒地域的轮廓，站在其中讨论“本土”，区分远近亲疏，视野在今天看来不免显得狭隘。中国批评的国际发声，并非“不能”，实为“不想”。

　　另一方面，不自觉的“大国自信”拒绝向外的观顾。恐怕中国之大、问题之多、历史之长，已经催生足够丰富的话题。即使不去举目四望，也能信手拈来，引人入胜。倘若有暇，再去跟跟欧美风向，至于日韩、东南亚，乃至印度、拉美、非洲等其他文化，或是中国香港、台湾这样不同于内地和大陆的华语环境，几乎不能顾及，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去讨论。而时间一长，批评慢慢形成一种闭塞的话语空间，只基于中国文化内部生产，完全限制了开放与蔓延。

　　从上面两点现状反思，当批评的视野过度关注身边现实的有效性，也就同时拒绝了超越的可能。直接的后果便是现今中国批评与理论前沿的差距。恐怕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对西方艺术理论有着狂热的学习热情，但可惜的是，今天很多批评还在套用一百年前的理论“经典”，用来分析当代正在发生的艺术，又何谈理论的创新?

　　两个月前，国际艺术批评家学会(AICA)第五十届大会，将终身成就奖，即“艺术批评杰出贡献奖” 颁发给法国重要的哲学家、艺术史家——乔治·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Huberman)。这个名字在很多中国艺术界人士眼里还显得很陌生，而且根据他本人的说法，他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批评家，只是从哲学、艺术史的角度去介入艺术作品和社会问题，工作同样呈现为艺术策展和批评的形式。那为何AICA这样一个国际组织会将艺术批评的最高奖项颁予一位思想家?这在我看来具有里程碑意义。正如颁奖词指出的，迪迪-于贝尔曼的图像学方法、艺术史广度和对社会的影响力，打破学科之间固有疆域和僵化的体制，为艺术批评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视野，作出划时代的贡献。他最近一次策划的大型展览“起义”(Soulèvements)，于2016年底到2017年先后在法国巴黎网球场现代美术馆和西班牙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国家美术馆展出，2018年还将巡回到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当代艺术美术馆，可想其在全世界思想和艺术界激起的巨大震荡。这个展览的独特之处，即是一场巨大的思维写作，运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处境、不同媒介的艺术作品并置，从视觉到感觉，引发关于社会与历史记忆的强烈反思和争论，通过图像的建构，“重塑我们的政治希望”(引自展览前言)。迪迪-于贝尔曼所得到的认可给我们以极大启发：好的批评本身也应该是思想的推手，是可以面对全球境遇，针对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命题有所贡献。那种“中国人最好就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的陈旧想法，早已过时——这在其他学科领域已成共识，可惜中国批评界还显得相对保守。

　　时至今日，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以“解读”“引介”为侧重的时代应该告一段落，艺术“普及性”的批评并不是当下最首要的目标。同样快成为一百年前的人物瓦尔特·本雅明就提出批评指向艺术作品的真理内涵(Wahrheitsgehalt)，当代人更不能走回头路，将批评拉回平庸。走在时代的前沿，才是中国艺术批评应有的方向，着眼全球，担负启发民智、引领思想的时代责任。